今年年初扬帆优配，特朗普第二次执政后再次挥舞关税大棒四处发动“贸易战”。上任不久特朗普就签署行政命令，自3月12日起对欧盟钢铝产品统一征收25%关税。欧盟立即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并于5月初就反制美国关税的价值近千亿欧元商品清单启动公众咨询。为化解危机，欧盟提出“工业品零关税协议”，以期换取美方撤销新增关税。然而，该协议直接遭到特朗普的拒绝，导致双方技术性磋商陷入僵局，并无实质进展。
5月23日，特朗普抨击称，“欧盟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在贸易上占美国的便宜”，并随即宣布，自6月1日起对所有欧盟商品征收50%关税。面对压力，5月25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主动致电特朗普，双方达成协议将该措施推迟至7月9日生效。
不过，白宫6月3日发布公告，以应对所谓“国家安全威胁”和提高国内钢铝产业竞争力为由，宣布从4日起将进口自除英国外所有贸易伙伴的钢铝产品关税从目前的25%上调至50%。此举遭到欧盟强烈反弹，因为这不仅将给全球经济增加不确定性，也会增加大西洋两岸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而这背后更体现了美欧存在难以调和的制度性冲突。
贸易战再燃体现结构性矛盾
这次美欧贸易战的缓和与紧张交织，显示出双方各自的博弈策略。一方面，特朗普强硬施压并延续其典型的“极限施压—暂缓—再施压”谈判模式，试图在最后时刻迫使欧盟内部松动扬帆优配，以此助力共和党中期选举。另一方面，冯德莱恩虽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但欧盟明确拒绝在关乎财政自主与制度完整性的核心议题上让步。面对美方提出的削弱数字监管、调整增值税、放宽食品与环保标准等一揽子要求，欧盟坚持“以拖待变”战术，寄望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让步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带来的策略调整。
特朗普第二任期再次引发美欧“贸易战”，既是美欧长期贸易逆差形成的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也是双方钢铝关税争端的历史延续。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欧盟钢铝产品分别加征高额关税，试图缩减美欧的贸易逆差。然而，美欧贸易逆差却从2019年的1777亿美元，增加至2024年的2356亿美元，五年增加了33%。虽说造成美欧巨额贸易逆差的原因有其复杂性和多边性，但此次美国采取强硬的单边主义对欧盟发起“贸易战”将是一场双输的游戏，“贸易战”没有赢家。
对于欧盟而言，如果美欧爆发关税战，欧盟的支柱行业将面临冲击。2024年，欧盟向美国出口了价值800亿欧元的医药和制药产品，关税战必将严重影响欧盟制药企业在美市场份额，尤其对爱尔兰、德国、比利时等医药出口大国带来冲击。其次，包含整车和零部件在内的汽车行业也会受到影响。2024年欧盟汽车产品对美出口额达390亿欧元，德国汽车制造业13%的产能依赖美国市场，若征收50%的关税政策生效，单车成本将大幅上升，直接打击梅赛德斯—奔驰、宝马、大众等德系汽车的盈利。美国也是欧盟去年第二大钢铁出口国，对美出口额达54亿欧元。此外，欧盟去年出口美国的化妆品、香水、精油等产品也高达105亿美元。
对于美国而言，“贸易战”对美经济也会产生负面冲击。首先是消费者成本上升。布鲁金斯学会测算表明，若对欧盟商品全面加征50%关税，美国普通家庭年均支出将增加约650美元。其次，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也会受到影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指出，钢铁关税已使本土汽车制造成本显著上升，若整车领域也遭反制，将加速消费者转向日韩或中国品牌。第三，欧盟对科技巨头苹果和Meta征收的7亿欧元数字税，将冲击其国际市场份额，影响他们在欧盟的业务。此外，进口关税将推高商品价格，从而抑制消费和企业投资。今年初，世界银行就警告，若爆发“贸易战”，全球经济增速可能下降0.3%。新兴市场国家将遭遇出口下滑与供应链断裂的“双重夹击”，美国自身也将深陷其中，难以独善其身。
矛盾根源在于经济治理模式分歧
当前美欧贸易谈判双方在核心诉求上互不退让。美方的主要目标有三：一是大幅削减双边贸易逆差。美方要求欧盟大幅缩减美欧的货物贸易逆差，具体路径包括：扩大美方农产品、能源、军工装备的进口，按对等原则降低欧盟汽车关税；开放公共采购领域，为波音等美企提供订单保障。二是拆除非关税壁垒体系。美方要求欧盟取消数字服务税和《数字市场法》对美企的监管限制，停止对苹果、Meta的反垄断处罚；放宽转基因作物与含激素肉类的进口标准，取消对进口商品征收的增值税，或实行“对等税率”政策。三是推动产业链“回流”与规则重塑。美方希望欧盟推动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等关键产业部分产能向美国迁移，并接受美国主导的技术标准。
欧盟也设定了明确且不可谈判的底线。一是坚持财政与数字主权，拒绝修改增值税制度（2024年该税占欧盟财政收入21.3%，德法占比更高），并坚决维护《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与《数字市场法》等核心监管框架。二是坚持对等关税减让，提出“工业品零关税协议”必须以美方取消钢铝关税和“基准关税”为前提，不接受单边开放市场。三是维护单一市场规则，拒绝放松《转基因食品标识条例》和《可持续产品生态设计条例》等核心标准。四是强化战略自主，推动反胁迫工具实施，对美千亿欧元商品准备对等关税反制。
美国与欧盟作为地缘政治盟友和经济伙伴，在冷战结束后，随着欧盟共同市场的建立，双方的贸易争端从单一商品逐步演化为经济治理上的制度性冲突。双方矛盾根源是经济治理模式的根本分歧。美国视欧盟增值税与数字监管为“制度性扭曲”，而欧盟认为这些制度是“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体现欧洲社会保障、消费者保护与数字主权理念，拒绝在核心制度上妥协。与此同时，欧盟正在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与绿色产业标准重塑全球贸易规则，试图构建对抗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补贴体系的“绿色制度壁垒”。这些深层结构的制度性分歧，使得美欧从“价值观联盟”逐渐转向“利益竞争体”和“制度性矛盾体”，双方经济合作基础日益弱化。美欧贸易战背后的制度性分歧与对抗，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双方很难在短期内达成全面贸易协议，仅有可能达成一个暂时性的妥协性协议，以暂缓“贸易战”的全面爆发。
历史不会忘记，为防止大萧条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美国在1930年出台《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提高至53%的极端水平，引发了欧洲等国家的报复性关税反击。这场关税混战叠加全球经济衰退，导致全球贸易额在1929年至1934年间下降了约66%。这场经济灾难为二战前夜全球经济的动荡与国家间矛盾的激化埋下了伏笔。历史证明，“贸易战”最终没有赢家，反而会损害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世界各国唯有坚持多边机制与合作共赢，全球贸易才能稳定健康地发展，而这也将反哺美国自身经济繁荣。特朗普政府当以史为鉴，只强调“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并不会使“美国再次强大”。这个历史逻辑既适合美欧贸易关系，也适合中美贸易关系。
（作者分别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扬帆优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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